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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视角下农民工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日期:2019-11-27 21:53 作者:绮为论文网 论文字数:3377 点击次数:0
所属栏目:MPA论文 论文语种:其他 论文用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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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研究MPA的论文,本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对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的感知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民工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一,质量感知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政府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并体现国家权威,其关注、维护公民的权利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从而取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基础。政府信任的重要性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信任高低折射出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程度,由此反映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根基;其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较高的政府信任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利于政策落地落实,从而达成政策目标。洛克的观点认为,国家作为行使权力的机关,统治者的权力是社会公众赋予的,同时社会公众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这样便形成了信任的基础[1]。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并维护社会稳定,丧失民众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且是一个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受经济、政策、人口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变化的主题。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持续。2017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万人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化水平突飞猛进,广大农民群体选择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拥有较高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城市,并在城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同时他们也成为都市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这个群体具有二重身份,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仍是农村户口,被称为外来人口;相比仍然保持耕种的农民而言,虽然拥有土地却不以耕作为生活收入的来源,且常期居住在城市。就其身份的特殊性出发,这些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寻找更美好生活的农民工俨然成了城市中的“边缘群体”②。然而,农民工事实上己经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而且,农村传统的臣民文化随着农民工群体步入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公民文化,唤醒农民工群体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力意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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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 世纪末,我国已总体实现小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近 40 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伴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与前进的步伐,农民工群体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时,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的需求是否有了更高的标准,进而其对政府信任的关系将是如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城乡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当农民成为城镇劳动者,与城镇劳动者从事同样的劳动时,仍然不能与城镇劳动者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由此就形成了多种报酬体系。在与城镇劳动者的比较中,农民工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这不仅使农民工感到不公平,缺乏对城镇的认同感,同时也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分析农民工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一)现实意义
分析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有助于拓宽现有农民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对现有农民工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扩充作用,深化农民工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有利于政府的劳动力资源分配合理化及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二有助于推进医疗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探讨农民工医疗服务满意度水平,激发农民工群体对获取合理医疗保障的需求;对医疗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施压,为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或改进提供社会基础。三探讨社会公平感在政府信任研究中的作用。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工作过程中的切身感受,他们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知以及社会资源分配认同程度,能否与城市居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公平感知将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通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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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公共服务满意度
(一)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指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以及部分私营组织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依法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行为。旨在一国范围内为社会公众提供一般性或普遍的服务,无论其身份、地位和收入的差异而公平、普遍的享有的服务[12]。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紧扣以人为本,围绕从出生到死亡各个阶段和不同领域,以涵盖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为核心,以促进城乡、区域、人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是政府保障全民基本生存发展需求的制度性安排①。
(二)公共服务满意度
满意度最早运用于商业领域,意在研究顾客满意度,表达顾客在购买、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时的感受与预期比较后的感知效果。衍生至公共服务满意度,感受的主体即为社会公众,衡量的是社会公众在参与公共服务过程中,接受服务时的客观评判。公共服务满意度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共服务的水平及存在的问题,测量的是公众对公共服务预期与接受公共服务时的感受比较形成的感受的量化指标。
(三)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三级医院联动、中西医并重、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并存的格局。因此,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即公众对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疗机构建设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感知效果与期望值相比较后所形成感觉状态的一种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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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信任的理论解释路径文献回顾
政府信任的研究由来已久,不仅在公共管理领域得到关注,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在研究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两种政府信任产生机制的理论解释路径:一种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一种是以文化、历史、社会环境为基础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从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出发,政府信任即广大民众对其获得的物质利益进行理性计算和国家重要政治事件的结果,换言之,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关注;民众根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形成信任基础,以政府绩效为前提,政府绩效水平影响了政府信任的程度。政府信任程度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整体表现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期待的政治任务及结果的落空。有较多的研究结果验证了政府信任下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在美国,西特林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信任的水平受到政府行为能力的影响,总统、国会及其政府官员和机构的绩效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作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10]。英国,从斯通曼研究结果看来,该国公民对政府信任具有最强解释力的是在教育、医疗、经济绩效的评价,其中卫生、教育方面的民生福利绩效影响尤为突出[22]。在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受政府绩效的影响产生相关性[17]。观大陆,胡荣、胡康、温莹莹根据厦门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上,政府绩效起到了积极的正向相关作用[4]。孟天广的研究探讨了政府绩效与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5]。
文化主义解释路径有异于以理性选择为基的制度主义解释,该解释路径脱离政治角度,走出理性判断,考虑文化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宏观的因素。从文化主义立场进行解释,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化进程的塑造进而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和基本规范。政府信任的影响不仅仅是政府绩效的因素,因跨文化、跨社会的不同形态形成差别化的文化心理影响着政府信任水平[23-24]。童燕齐研究中指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政府治理理念“善”产生的价值观,以及国家治理中政府应承担何种责任具有特定的解释与理解[25]。这些都体现了文化主义方面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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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民工对政府信任的现状分析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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