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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生态扶贫中政府行为之行政管理研究

日期:2019-09-27 23:36 作者:绮为论文网 论文字数:3557 点击次数:0
所属栏目:行政管理 论文语种:其他 论文用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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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在理顺相关文献、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认为,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众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延安市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在理顺相关文献、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认为,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众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延安市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生态扶贫是政府的必然选择。在政府的主导下,延安市实施了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措施、生态扶贫产业项目、生态护林员制度等措施,取得了贫困人口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效益突显等成就,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生态扶贫模式。延安市政府主导下的生态扶贫成就显著,但同时面临生态建设任重道远、生态扶贫产业薄弱、生态贫困区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生态扶贫建设,转变政府行为,发挥政府职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扶贫事业突飞猛进,2020 年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已基本接近实现。但贫困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政策、资金、人力、产业各方的持续稳定。这对扶贫的准确度,精准扶贫的效益,有效控制扶贫返贫率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精准扶贫成为必然选择。生态扶贫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在政府主导下我国扶贫先后经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阶段、综合性扶贫开发阶段,每个扶贫阶段都有特殊的背景与条件,扶贫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带来了诸多问题:农村发展仍然缺少战略规划,农村扶贫事业缺少生态理念;农村扶贫产业,只求眼前利益、忽略生态环境保护;贫困人口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强问题;生态补偿不够精准,生态扶贫效益差问题等。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突出强调绿色理念在发展的重要的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带动下,我国农村又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精准扶贫领域,如何开展生态扶贫,创新精准扶贫的战略与路径,成为我国接下来的精准扶贫事业探求的方向。
2.研究意义
生态扶贫作为新时期下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基础上的扶贫理念,它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将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精准扶贫的目标。精准扶贫是对“输血式”“造血式”扶贫的理论升级,目的是提高扶贫主体、客体、方式的精准度,但因开展时间较短,发展模式不完善,仍存在诸多问题。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模式的一种,将生态理念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来研究我国农村贫困的问题,分析生态扶贫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可提升精准扶贫的生态内涵,实现扶贫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延安市作为生态扶贫的代表城市,分析延安生态扶贫存在的问题,完善延安生态扶贫的理念,可以为全国实施生态扶贫提供一定的经验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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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关于扶贫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是 2013 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类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而生态扶贫也是近期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部分将重点对贫困及精准扶贫内涵、生态扶贫等进行重点梳理。
1.国内文献综述
(1)关于“贫困”概念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贫困”概念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生活物质条件是否艰苦的研究,他们将贫困归结为物质经济的贫困。即人们严重缺乏某种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物资与服务,生活水平处于社会最低标准之下,处境非常困难[1]。学者汪三贵对贫困的理解与上述观点一致。童星、林闽刚在《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一文中提出贫困包括经济贫困、社会贫困与文化贫困,是低收入造成了基本物质、服务的缺乏,并造成了发展机会和手段的缺乏[2]。林卡、范晓光认为目前中国的扶贫已经转化区域性贫困,社会分层分化导致了大范围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问题突出[3]。谢君君(2012)认为精准扶贫的落脚点在“智力”,扶贫要先扶智,要实现由偏重“输血”扶贫向注重“造血”扶贫转变,这一转变符合国际上从“贫困资源要素理论”向“人力素质贫困理论”转变的发展趋势[4]。国内学者也提及贫困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祁新华,叶士琳,程煜,林荣平认为贫困与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对多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与过程,为理解贫困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5]。
(2)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
国内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对精准扶贫的内涵研究和措施研究各有侧重。刘解龙,陈湘海从三个层面研究精准扶贫。认为微观层面要进行整体性细节化的系统设计与实施,中观层面要建立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联系,宏观层面要从整体性目的和效果衡量。其中微观层面要做到六个精准,即“贫困户识别即帮扶对象要精准、不同地区采取的扶贫项目要精准、不同贫困地区扶贫资金使用要精准、具体扶贫措施要精准、具体到贫困户的专项扶贫工作人员要精准、最终实现扶贫考核绩效的精准”[6] 。莫光辉围绕“十三五”规划来解读精准扶贫,认为精准扶贫是扶贫的延续,要全面把控精准扶贫的对象,精准识别致贫的原因,推动滴灌式的精准扶贫,发展成果共享是精准扶贫的必经之路[7]。汪三贵,郭子豪将精准扶贫解释为针对真正贫困地区、贫困户和贫困家庭的所采取措施,目的是使帮扶措施落实到每一个个体,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以此来推动贫困地区的长期性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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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一)生态扶贫问题基本概念界定
1.贫困
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概念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最开始是基于物质贫困层面,简单说就是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比如食物衣服等得不到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由表面的物质缺失转移到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匮乏,能力缺失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随后学界对贫困的研究超过物质经济的研究范畴,拓展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联合国研究认定的贫困标准,是与他人相比,在生活上缺乏选择的权利,缺乏基本的能力与机会,贫困不仅体现在健康生活方面,还体现在生存的权利方面,如是否能够得到基本的尊重与自由。本文从三个层面对贫困进行解读:1.物质贫困。物质是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居民如果在生活上所需的物质和服务低于社会的最低生活标准,就属于物质资源短缺导致的贫困。2.精神贫困。安于现状,对各种需求容易满足,缺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3.能力贫困。基于特定的状态,达不到脱离贫困生活所需的条件和能力。
关于贫困标准的划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依据不同的社会现实制订了不同的贫困标准,从最低的 200 多美元到 3000 多美元各不相同。世界银行经过测算将每年收入 370 美元作为国际范围内的贫困标准,这项标准后来被简化为“一天 1 美元”。因具体贫困情况的复杂多样,我国贫困标准最初分为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2008 年将两项标准合并,将低收入标准年均收入 1067 元作为衡量我国贫困人口和贫困程度的尺度。2011 年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将人均年收入 2300 元作为我国贫困衡量的尺度。在此标准下,
我国目前仍有大约 1660 万的贫困人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精准扶贫的政策带动下,不同省市制定了相应的标准。陕西省将年收入 3070 元作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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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1.可持续发展理论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各种重工业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我们生存环境带来极大的挑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使我们重新审视工业发展的道路。T.Forman 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的整体性概念,本区域的发展不能影响到其余地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指出发展是建立环境承载力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既要保证维护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统筹将来发展的资源,为子孙后代提供一种持续发展动力的绿色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含众多方面,本文主要从涉及扶贫领域的环境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经济可持续进行分析。环境可持续是指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如果在扶贫过程中,过度破坏环境,超过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能承载能力,就难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资源可持续是指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所谓的资源优势扶贫致富,进行无节制的开发与利用,在不可再生资源耗尽之后,贫困问题将再次出现,扶贫返贫,难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资源的稳定供应,这就需要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通过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确保证扶贫效果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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